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

评析

鲁国的三家曾于公元前562年将公室，即鲁国国君直辖的土地和附属于土地上的奴隶瓜分，季氏分得三分之一，并用封建的剥削方式取代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。公元前537年，三家第二次瓜分公室，季氏分得四分之二。由于季氏推行了新的政治和经济措施，所以很快富了起来。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助季氏积敛钱财，搜刮人民，所以孔子很生气，表示不承认冉求是自己的学生，而且让其他学生打着鼓去声讨冉求。

解读

我们知道，孔子曾经称赞过冉求在政事上的卓越才能，把他列为四科十贤之一，可见孔子对他的喜爱。但是，冉求违背了儒家一直来倡导的政治主张，帮助季氏聚敛财富、盘剥百姓，他这种为虎作伥的行为为孔子所不齿。孔子没有对爱徒姑息，而是严厉地指出了他的过错，并要所有的弟子对他进行声讨。这一做法体现了孔子以道为重，不论亲疏远近的态度，这种态度很值得管理者学习。

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，凡事讲感情，而且情有亲疏远近之分，并不是对所有的“情”都一视同仁。一般而言，面对同样的利益时，总是将与自己感情最好、最深的人排在前面，略有感情的次之，熟人又次之，陌生人就只能靠边站了。就算是感情最深的人也分个三六九等，首先是亲属，其次是朋友。亲属当中，首先是有血缘关系的直系血亲，然后是旁门远方亲属。

前面说到，面对利益，人们大多会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排在前面。但是到了犯错违规需要惩处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对亲近的人从轻发落，大错小罚，小错不罚，甚至瞒天过海，帮助其掩盖错误。

这就是一般领导者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常常把公义与私情搞混了，要么因私害公，要么假公济私，这些都是眼光短浅、无视大局的做法。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有很多朝代都是外戚干政而走向灭亡的。外戚可以说是皇帝的坚实后盾，是皇帝的助力军。外戚和和皇族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他们有权有势，一旦对他们的管理失误，脱离了皇权的控制，就会酿成大祸。比如说恰恰是以王莽为代表的外戚掌控政权，毒杀皇帝，结束了西汉的统治。再看我国曾经繁盛一时的家族企业，重要岗位无不由家族内部的成员把持，由于身居要职，他们一旦犯了错，往往会对其姑息忍让，这无疑就会对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。大多数家族企业都发现了这种经营模式的弊端，纷纷开展改革。如果任由这种经营模式发展，等待企业的必将是失败。

亲近的人犯了错，不能装作没看到，不仅应该对其进行处罚，而且要比一般人犯了错的处罚更严厉。不是说中国人重亲情嘛，恰恰是从这一角度看，亲近的人犯错更应该重罚。因为既然与你关系密切，他于情于理都应该支持你的工作，因而你对他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给组织其他成员作表率，因而亲近的人犯了错误，便是对你工作不支持，或者是支持不到位。冲着这一点就应该受罚。

亲近的人犯错受到处罚，在组织内部起到的震慑作用大。我们知道，不论什么事情，拿关键人物说事总比拿普通人说事更有说服力。同样一件事，比如说上班迟到，一个是领导亲信，一个是普通员工，如果要借助这件事告诫组织成员戒除不良习惯，那么处罚普通员工就不如处罚领导的亲信效果好。关键人物起着一种表率作用，对其错误行为的处罚能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那些行为是错误的，从而杜绝错误行为的发生。

对亲近的人处罚有利于帮助他改正错误，完善自我。不管是否坦言，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，因而好话大有市场，我们便也都变得善于说好听话了。这里说的不是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，而是说人们一般会拣顺耳的话说。对和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如此，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更是如此。与领导者关系密切的人，由于这层关系使得他们更难听到中肯的评价，即便是犯了错，也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指明。这就需要身为领导者的你为他指出，处罚的同时，也促进了他的进步。

处罚亲近的人有助于领导者树威。我们说，在一个组织内部，作为领导者要有让人信服的威望。威望如何树立，方法有很多，重要的一点便是赏功罚过，尤其是罚过，更容易为领导者塑造一种令人敬畏的形象。而对亲近者的处罚，立威的效果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