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“信乎，夫子不言，不笑，不取乎？”公明贾对曰：“以告者过也。夫子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”子曰：“其然？岂其然乎？”

评析

孔子在这里通过评价公叔文子，进一步阐释“义然后取”的思想，只要合乎于义、礼，公叔文子并非不说、不笑、不取钱财。这就是有高尚人格者之所为。

解读

在这里，孔子通过和公明贾讨论公叔文子的处世之道，提出了凡事都要恰到好处的观点。据公明贾所说，公叔文子很了不起，他能做到“时然后言”、“乐然后笑”、“义然后取”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该说话的时候就说话，心里感到快乐的时候就笑，付出之后才收取自己应得的一份。也就是说，不论说话做事，公叔文子都能做到恰到好处，因而所有的人都对其“不厌”。他这样做，不仅为赢得了好声名，还赢得了好人缘。

恰到好处，其本质是一种中庸思想。所谓中庸，是对一切事物不偏不倚地对待，并加以包容、合理地利用。在客观存在的事物之中，无论它的本质是什么，都含有一定的必然性意义，我们对此必须有所察觉，有所领悟，对其进行恰如其分地选择，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，做出适宜的行动。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，则是指注重适度原则，不偏不倚，无过无不及，不厚此薄彼，在微妙的关系空间中寻求一种包含大智慧的平衡。中庸思想之所以历来为人所认同和称道，其原因正在于此。

从本章的的讨论来看，公叔文子的中庸之道主要体现在对时机的把握上。“时然后言”、“乐然后笑”、“义然后取”，讲的都是有关时机的选择。其中，头一条讲的是说话时机的选择。说话是我们与人交流的最主要方式，对说话艺术的把握，某种程度上能决定我们的成败。说话艺术内容丰富，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一下说话时机的问题。说话时机，说白了就是要明白，有些话什么时候能说，什么时候不能说，在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说的时候不说。

战国时期，辅佐秦昭王的范雎就是一个善于选择说话时机的人。话说范雎到了秦国以后，给秦昭王上了一封充满感情的奏章。秦昭王看罢，深受感动，便留下了他。当时，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穰侯手里，范雎认为，秦国要想强大，必须把权力从他们手里夺回来，重归秦王。但是，太后和穰侯与秦昭王是至亲，说不好会召来杀身之祸。但是，聪明的范雎创造并利用恰当时机，巧妙说服秦昭王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当时，穰侯担任秦国将军，想越过韩国和魏国攻打邻近自己封邑的齐国的纲和寿城，来扩大封邑的领土。

范雎觉得时机到了，于是去离宫拜见秦昭王。到了宫里，他假装与太监争吵，在秦昭王走近时故意说：“秦国哪里有大王啊?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。”秦昭王听到范雎话里有话，就亲自出来迎接。秦昭王叫左右的人都退下，然后请教范雎，秦昭王连问三次，范雎都是诺诺而已，并不说话。秦王不甘心，继续问范雎，范雎这才谈及实质性问题。他先与秦王探讨各国关系，提出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。秦王采纳他的谋略，派兵攻城略地，实力大增，于是提拔他做客卿。秦昭王对范雎越来越信任，直到这时，范雎才把太后和穰侯专权给秦国带来的危害和盘托出。秦昭王认为他的话很对，就采取措施，削夺太后和穰侯的权力，之后任命范雎为相。实施中央集权以后，秦国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，军队的战斗力也发挥出来。没几年，秦国便形成并吞天下之势。

“义而后取”的意思是说，做了事情，有了贡献，然后收取自己所当取得的利益。如果没有贡献，或不合情理，就一定不取。但有，很多人出于贪婪，根本不听这个道理，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不劳而获。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多了，比如官员贪污公款，收取贿赂;商人制假贩假，坑蒙拐骗等，都是不义而取。强取不义之财，不仅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，也将永远背负骂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