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张问崇德(1)辨惑(2)。子曰:“主忠信,徙义(3),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,恶之欲其死,既欲其生,又欲其死,是惑也。‘诚不以富,亦祗以异。’(4)”
(1)崇德:提高道德修养的水平。
(2)惑:迷惑,不分是非。
(3)徙义:徙,迁移。向义靠扰。
(4)诚不以富,亦祗以异:这是《诗经·小雅·我行其野》篇的最后两句。此诗表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子对其丈夫喜新厌旧的愤怒情绪。孔子在这里引此句,令人费解。
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去提高品德修养和辨别是非。孔子说:“以忠厚诚实为主,行为总是遵循道义,这就可以提高品德。对于同一个人,爱的时候希望他长期活下去;厌恶的时候,又希望他死去。既要他长寿,又要他短命,这就是迷惑。‘这样对自己实在是没有益处,也只能使人感到奇怪罢了’。”
本章里,孔子谈的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。他希望人们按照“忠信”、“仁义”的原则去办事,否则,感情用事,就会陷于迷惑之中。
孔子在这里谈及了两个问题,一个是“崇德”,一个是“辨惑”。所谓“崇德”是指个人的修养,就是改善自己的思想,使自己的道德高尚起来。换句话说,崇德就是要指如何修炼自己的人格。孔子认为要想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升华,要特别注意两方面,一是忠、一是信。“忠”是忠厚诚实,对人对事以事实为主,不加歪曲。“信”,就是对别人要讲信用。而“徙义”就是做应该做的事,做合情合理的事情。
孔子所谈论的两个问题,重要的是第二个,就是“辨惑”。“辨惑”一般来说是对别人而言的。人们在评价他人时,往往缺乏思考、辨别的能力。有人说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来评价,但是经验的范围非常广大,而且其本身的可信度也值得商榷。大多数人往往不能做到客观地评价别人,在做出评价时通常会带上自己的感情色彩。
人有七情,自然有好恶之情。当这种好恶之情渗透到对真理的认识中时,就会产生偏见。情近则信任,情疏则怀疑,这恐怕是人之常情。然而这种或亲或疏的感情,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对事物或他人的评价,使之流于浅薄或偏颇。一个人如果和我们关系非常亲近,就会觉得他做什么都是正确的,就是做错了,也会为他找出各种理由推卸责任;但是如果与我们没有什么亲密关系,反而有些过节,那么就会觉得他做什么都不对,就算做得不错,你也会故意“鸡蛋里挑骨头”。这就是感情用事的表现。一个人按自己的好恶或亲疏行事,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事业产生的不良影响都是巨大的。
古往今来,败在感情用事上的人数不胜数。周幽王宠爱妃子褒姒,但是褒姒生性不苟言笑。周幽王为博得美人一笑,不顾后果地在烽火台上点燃了三百里烽火。各路诸侯看见烽火都带着兵马赶到京城勤王。但是到了京城,一个敌人都没有发现,王宫中又是奏乐,又是歌舞,各路诸侯莫名其妙。周幽王这才宣布说:“没有什么敌人,你们回去吧。”各路诸侯知道上了大王的当,都愤怒地带兵回去了。见此情形,褒姒被逗乐了。周幽王很高兴,此后又如法炮制了好几场。终于有一天,西戎打到京城来了,周幽王命人点起烽火,可是诸侯们上了几次当,都以为周幽王还是在耍把戏,就没有采取措施。西戎军队很快就攻占了京城,周幽王被杀了。周幽王宠爱褒姒早已超过了“爱之欲其生”的境界,仅仅为了博得美人一笑,他就不惜玩弄国家政权,他的教训是惨痛的。
而历史上忠臣遭戕害,无不因为受到了统治者或掌权者的疏远与忌恨。比如投江而死的屈原,比如惨死风波亭的岳飞……当权者不看事实真相,听信一面之词,就对这些忠诚产生了恨意,然后看他做什么都不对,直到找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掉才算解恨。枉杀忠臣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,奸臣当道,祸乱政权,国将不国。
当一个人能够将对他人、对事物的判断游离于感情之外时,不以好恶论断,那他就可以成为明哲之人了。公子小白曾被管仲箭射中衣带钩,这种生死之仇自是不共戴天,但是当他认识到管仲的能力与才华后,他放下了心里的仇恨,重用管仲,自己也在其辅佐下终成一代霸主。魏徵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谋害李世民,李世民岂能不恨他?然而李世民登基后不计前嫌,重用魏徵,君臣合力才有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。
现代社会,一些领导者很喜欢某个下属,就一步步为他创造条件,把他一点点提拔上来。等到有一天觉得他不合自己的意了,就会再想办法压制他,先是将其打入冷宫,接着就找茬将他辞退了事。这是两种矛盾的心理,要克服这种心理,就要求头脑清楚,不要受感情的蒙蔽,虽然不能说做到绝对的客观,但是要尽量做到不偏不倚,尽量不夹杂个人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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